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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忠伟(1)
作者单位：(1)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厦门361021
摘要：一种融合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中相关思想资源和方法的自我研究体现在,根据现象自我进路,意识体验必然蕴含意识主体的存在,这种意识主体就是现象自我。在该进路下,出现了关于自我的三种理论:自我是转瞬即逝的体验自身;自我是产生意识之能力;自我是虚拟的现象重心。这三种理论都难以处理意识体验在时间中之统一性问题。凭借欧陆现象学的思想资源,辅以分析哲学中的相关理论,回到意识体验的领域,并以时间意识为切入口,来对意识体验自身进行反思与分析,可以得到本原现象自我理论:"绝对意识之流"蕴含作为本原自我的现象自我的存在;绝对意识和本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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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玉林(1)
作者单位：(1)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上海200042
摘要：传统上,在处理民法与商法的适用关系时,依"特别法优先"的法律适用原则,商法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商法未作特别规定的,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这种做法忽略了商法未作特别规定的,尚应区分为"无需作出特别规定"和"应当作出特别规定而未作特别规定"两种情形。对该两种情形的处理有着截然不同的规则。商法无需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形,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而商法应当作出特别规定而未作特别规定的,则构成商法的漏洞,应以法律漏洞填补的方法予以补充。填补商法漏洞而形成的规范本质上仍属于商事特别法的范畴,如果对商法未作特别规定的情形,不加区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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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盾(1,2)
作者单位：(1)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杭州310028
摘要：生态文明不仅是一个关乎政治决策和社会政策的现实问题,在其深层概念结构上,它还是一个关于生态正义如何建构的政治哲学问题。从现实历史反思的角度看,所谓生态危机的发生本质上是数百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与地球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一个必然结果;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看,全部生态问题的起源都应该追溯到"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一现代规划。因此,对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进行反思,需要将整个生态问题的根源和本质追溯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体制的政治批判,并对"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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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伟增(1);吴建峰(2);郑思齐(3)
作者单位：(1)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1;(2)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200433;(3)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教授北京100084
摘要：作为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排头兵,开发区政策能否带动城市居民消费活力的提升,成为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协同发展的重要机制?利用省级开发区升级的政策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开发区政策的消费带动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开发区升级对于城市居民总消费、生活性消费、住房消费和子女受教育支出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主要得益于开发区升级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但在户籍制度更严格、流动人口购房限制更大以及社会和谐度偏低的城市,劳动力在城市里消费的意愿和能力相对较弱,内需难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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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子晖(1);周颖刚(2)
作者单位：(1)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广州510275;(2)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厦门361005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引发了各国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广泛关注以及监管机制的重新审视,"太大而不能倒"的传统原则正向"太关联而不能倒"的新理念转变。采用"有向无环图技术方法"以及网络拓扑分析方法,从网络关联视角考察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演变,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走势发现,中国内地金融市场为风险溢出的净输入者,64%的全球波动溢出规模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明显的跨市场传染效应。为保持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安全,宏观审慎风险防范机制应该考虑"太关联而不能倒"的监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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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湛(1);彭希哲(2)
作者单位：(1)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2)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433
摘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而现有治理模式及制度安排仍缺乏结构化和系统性的反应与适应,相应治理研究亦遭遇困境。中国老龄社会的治理选择应基于"中国特征"并将其转化为"中国优势",实现从碎片化管理向整体性治理、从聚焦于老年人口向强调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转变,并将政策调节逻辑从"以人口变动适应制度"转型为"以制度变革适应人口"。当前的老龄战略及政策布局应立足于我国人口态势和老龄化发展规律进行战略配置,在文化和制度传承的基础上更新理念和创新制度,在多元共治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构建兼顾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社会经济支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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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典(1);欧阳璇宇(2)
作者单位：(1)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732
摘要：相比波兰尼提出的第一次"大转型",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堪称影响更为深远的第二次"大转型"。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使其力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等行为主体都日益受到金融市场的指引和重塑,导致"社会生活金融化"趋势。其重要社会后果是:金融市场与社会脱嵌的趋势日益明显,逐渐侵蚀着国家、工会、市民社会等力量,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危机、贫富分化和结构性的不平等。面对金融资本对社会的侵蚀,西方社会生发出"社会自我保护"的举措,目前看来收效甚微。而如何在全球层面建立一种新的金融和市场治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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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雷(1,2)
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2)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研究人员北京100872
摘要：大数据侦查通过计算机技术对存储于网络与计算机系统中的海量数据进行收集、共享、清洗、对比和挖掘,从而发现犯罪线索、证据信息或者犯罪嫌疑人。大数据侦查主要包括目标驱动型、比对驱动型与事件驱动型三种行为样态,在犯罪预防预测和犯罪侦破领域均有实践应用。大数据侦查对一些基本权利和法律价值构成挑战,有必要对其进行法律控制。然而,传统的法律规范框架存在滞后性,对大数据侦查的法律属性界定模糊,区分数据内容与元数据具有局限性,侦查启动门槛虚置,已然犯罪与未然犯罪界限模糊。对大数据侦查进行法律控制,可采取侦查规范和数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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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诗宗(1);杨帆(1)
作者单位：(1)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杭州310058
摘要：基层政策执行是中国治理实践的重要环节。已有研究从行政控制的角度分析了政策目标异化或执行偏差的形成原因,或从政策动员的角度,探究非正式制度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但这两种视角均偏好静态或片段式的分析,且将主要研究范围限制在科层内部,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政府对社会的动员。实际上,中国当代的基层政策执行已经与基层社会治理形成了彼此嵌套,层级控制与社会动员也可能相辅相成。案例研究表明,基层政策执行者可依据行政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强弱组合形成不同的动员策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层级控制与社会动员之间、政府科层与基层社会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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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隋岩(1)
作者单位：(1)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024
摘要：受众主体地位提升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高度组织化的大众传播在媒介格局中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尤其是高度链接化的群体传播,共同形成复杂的传播新环境、新格局,并引发了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催生出一个"人人都能生产信息"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群体传播充分满足了普通个体认知的社会化互动交流和情绪的社会化感染,普通个体情绪、个体认知的社会化传播成为传播新环境、信息生产新方式中的突出现象。互联网技术改变了大众传播时代以传者为中心的线性传播模式,构建了一个以网民和链接关系为根本要素的网络传播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