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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广林(1)
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西方史家在诠释中世纪西欧国王与贵族的封建契约时,惯于阐发封建契约的互动性、对等性乃至平等性,强调其对国王权威的限制,但这一时期英国并非如此。诺曼征服后,“舶来的封建制度”对英国王权形成有力支撑。在此基础上,英王与贵族之间的封建契约,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契约”到“文本契约”、“个人承诺”到“集体协商”的演进过程,其间充满了封建等级身份所赋予的强制性、不平等性。在这个过程中,英王不断突破反映双方“约定”的封建习惯而强化王权。作为文本化的封建契约,《大宪章》问世后虽然对封建习惯做出明文的条款规定,但尚不能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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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乃和(1)
作者单位：(1)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暨历史文化学院,天津300387
摘要：西罗马帝国晚期的《狄奥多西法典》,是日耳曼人大迁徙时所面临的统一的法律体系。此后,日耳曼人纷纷建国立法,打碎了这一法律体系,开启了多元的法律建构进程。随着封建经济社会生活的稳定和发展,中世纪西欧逐渐形成了封建法、教会法、海商法三大法律体系鼎立的局面。罗马法复兴则从法理上把这三大法律体系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了中世纪西欧法律的“三位一体”格局。从总体上看,中世纪西欧法律的建构经历了从一体到多元,又从多元走向新的一体的过程。这对重新认识中世纪西欧的法律文明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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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克莎(1)
作者单位：(1)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泉州362021
摘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后到进入新发展阶段前的时期属于过渡阶段,是党中央探索解决结构性问题并提出重大创新理念和战略思想的重要时期。通过一系列实践和理论探索将结构性问题作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以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代表的创新理念和战略思想,其核心和主线都在于推动解决制约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在新发展阶段解决结构性问题同样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统筹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促进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的内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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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震中(1)
作者单位：(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102488
摘要：黄河中游与下游、中原与海岱地区的早期文明是在交互作用中演进的,其族共同体既有独立发展的一面,也有互化融合的一面,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正是因四夷在中原的汇聚、相互融会而形成的。从五帝时代到夏商周三代,直至春秋战国时期,东夷与华夏的关系既有由一方迁徙到另一方而呈现出“嵌入式”的融合,也有经过战争冲撞或兼并而发生的融合。无论哪种方式的融合,都不是单向同化而每每是相互展开的。夷夏互化融合的最终结果,是华夏民族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海岱东夷则越来越少,到秦汉时期海岱东夷已消失,完全融入华夏民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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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殷剑峰(1)
作者单位：(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北京100105
摘要：有关人口问题与长期停滞的文献认为,人口老龄化使得意愿储蓄过多,意愿投资过少,进而导致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因此需要通过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不过,这些文献忽略了人口负增长这一关键现象。日本被看作长期停滞的典型案例,同时也是最早进入人口负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以日本为例,在一个简单的世代交叠模型中引入非负投资约束和零利率下限,探讨在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资本产出比不断上升,资本边际产品和资本品相对价格不断下降,乃至整个经济陷入持久下滑的非均衡态的机制。由于无法阻止资本品相对价格的下跌,货币政策失灵,而旨在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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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刊评论员(1);方军(1)
作者单位：(1)不详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坚实脚步,中国理论、中国学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否也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繁荣)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换言之,中国理论、中国学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理应而事实上承担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作出何种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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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风(1)
作者单位：(1)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中国经济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是一个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但这场高增长的原因迄今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研究表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基础结构之下,以工业体系为载体的有用知识体系和社会能力的累积性成长。这个累积性的演进过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一直没有中断过,而在21世纪初出现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在一系列有利的条件下,蕴藏在中国工业体系和中国人民之中的能量得以迸发。这种能量的内在经济机制可以由递增报酬来解释,而使其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条件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民广泛参与。因此,对于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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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辉(1);林建华(2)
作者单位：(1)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732;(2)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100732
摘要：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的把握是一个重大课题。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既是不断变化、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又是分阶段演进、阶梯式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不懈奋斗和艰辛探索中,历史性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及阶段划分理论,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创造性地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历史方位、发展阶段、主要矛盾、历史任务进行主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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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飞亚(1);邹赜韬(2);杨恩路(3)
作者单位：(1)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上海200444;(2)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上海200444;(3)上海大学毒品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上海200444
摘要：美国是1918大流感的重灾区。“战事优先”的国策、空前规模的练兵以及世界范围的军队调动和交战给疫情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严重削弱了美国的防疫力量。史无前例的疫情使美国社会陷入极度恐慌,催生了形形色色的疫情“地理溯源”,有些媒体将本应属于科学范畴的“流感溯源”变为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的“流感污名”,“西班牙流感”“俄国流感”“德国投毒”“中国瘟疫”等说法相继登场。不合理的大流感“地理溯源”在当时就受到美国医界有识之士、乃至中国医学专家的质疑。疫情结束后,大流感溯源成为纯粹医学科学领域的专业问题,寻找导致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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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凤瀚(1)
作者单位：(1)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摘要：主要取材于春秋列国史书、约成书于战国早中期之际的《左传》《国语》中所见“昭穆”,其义即同姓男性宗族成员间之“辈分”,作为修辞手法,或使用“甲之昭”与“乙(即上边之‘昭’)之穆”上下相应之文句形式,此时之“昭”“穆”即相当于称子辈。礼书中约成于战国中期以后的篇章与汉人注释,除仍保留以上文义外,更将“昭穆”解释为每个男性宗族成员固定的表示辈分的名次或身份,隔代轮回,即所谓昭穆制,并相应地释为宗庙、墓葬的排列规则与祭祀时用尸之制。这种所谓昭穆制已与“昭穆”初义不尽合,并且在迄今所见金文及考古发掘、调查资料中得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