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杨清媚(1)
作者单位:(1)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北京100082
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建设历程中,中国人类学家作出了理论和实际的双重贡献。从民国时期开始,他们就自觉探索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路径。他们立足于中国实际与西方理论的融通,从没有把西方民主、自由和个体主义当作现成答案,而是始终面向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探寻适应本土文化的社会学、人类学方案。近一百年来,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变革,核心议题有三:国族建构、经济建设和精神启蒙。围绕三者的关系及其展开,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和创新性的理论方案。这些方案在整体上构成具有内部结构和层次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学理论系统。...
-
作者:卜宪群(1,2)
作者单位:(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2)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北京100101
摘要:乡里是秦汉国家的社会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对象。在四百多年的历程中,秦汉国家在乡里治理上多有创新,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乡里治理模式之先河。社会演变是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因,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又是社会演变在政治领域里的反映。春秋战国以降的社会变革,推动了秦汉国家治理的革新,也推动了国家在乡里治理上的积极探索。在乡里社会演变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流动的控制与治理、对乡里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治理、对宗族组织兴起的管控与治理,体现了秦汉乡里社会治理的主要特点,既积累了丰富经验,也...
-
作者:陈云松(1)
作者单位:(1)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南京210093
摘要:社会学定量研究长期以来过度倚重基于个体样本的调查数据,在视野、方法和理论观照等方面逐渐形成“微观旨趣”,削弱了其对学科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贡献能力。基于整体主义的宏观定量分析,在社会学中具有坚实的方法论基础、数据条件和多维度价值。从“微观旨趣”向“宏观观照”的转向,业已形成基于饱和数据的时空覆盖研究和基于大数据的“宏观定量社会学”两种模式。后者涵盖海量文本结构发现、网络复杂性研究、宏观假说检验和多层机制探索等具体研究取径。当代中国“宏观定量社会学”的发展走在这一转向的前列,对拓展学科疆域和构建中国特色...
-
作者:廖备水(1)
作者单位:(1)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杭州310058
摘要:新一代人工智能以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为核心,实行的是联结主义的路径。该路径在场景相对封闭的数据密集型应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面临可解释性差、伦理对齐困难、认知推理能力弱等瓶颈问题。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开放、动态、真实环境中信息的刻画,以及对人类推理和解释机制的建模。形式论辩可以提供不一致情境下知识表示与推理的通用机制,与偏好、权重、概率等决策因素的灵活结合机制,局部化和模块化的语义高效计算机制,以及基于论证和对话的可解释机制等。有机结合形式论辩与现有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有望...
-
作者:曾军(1)
作者单位:(1)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
摘要:与西方文论对话是中国文论话语转型、构建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进程中极为重要的方面。中国文论借鉴巴赫金的对话主义,致力于在中西“之间”建立起独立、平等、双向的对话性关系。弗朗索瓦·朱利安则提供了一种站在西方立场处理“中西”问题的研究范式,如“经由中国,远西对话”“迂回与进入”“间距/之间”等。但是这两种“之间”的“中西对话”过于理想化,无法解决“中西对话”的不对等、“中西”之间有同有异、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确立“在世界中”的意识,超越“中西”二元对立。中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中陆续出现克服和超...
-
作者:孙正聿(1)
作者单位:(1)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长春130012
摘要: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是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史经验表明,承担这个历史使命,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理论思维、坚持追求真理和实现价值相统一的实践智慧、坚持观念变革和构建体系相统一的理论创造、坚持立德立言与铸魂育人相统一的使命担当;承担这个历史使命的实质工作,就是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赋予哲学思想、哲学观点、哲学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加...
-
作者:欧阳静(1)
作者单位:(1)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南昌330013
摘要:与传统“无为而治”背景下的“简约治理”不同,当代乡村的简约治理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有为”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是指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结合点”的基层政权组织通过“群众路线”“驻队”“包村制”“工作组”和“统分结合”等非科层化治理方式,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其“承上启下”功能的治理模式。近年来,由于“上面千条线”对“下面一根针”的挤压,导致乡镇党委政治统合能力弱化,无法发挥其简约治理功能,结果引发基层形式主义问题。基于此,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结合点”出发,处理好“上面千条线、下面一...
-
作者:王利明(1)
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随着《民法典》的颁布,我国立法由单行法时代进入法典化时代。为准确理解和实施好《民法典》,必须从单行法思维向法典化思维转化,具体包括从多中心思维转向基础性法律思维,从碎片化思维转向体系性思维,从分散思维转向统一思维,从并立思维转向融贯思维。法典化思维需要树立以《民法典》作为民商事法律部门中基础性法律的理念,准确把握《民法典》各项制度的价值取向和规范意旨。从体系化的视角观察《民法典》,还需要协调好《民法典》内部的关系以及《民法典》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并将《民法典》的价值体系融贯于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