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有不到五年时间。”
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这句反复的提醒正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紧迫现实——2026年，距离联合国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实现期限2030年仅剩4年。这原本应是冲刺的一年，但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加速以及数字化转型的冲击，让原本清晰的时间表变得愈发模糊。
全球气候治理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边是新能源技术以超出预期的速度迭代，亚洲在势不可挡的绿色转型浪潮中展现着产业链优势，发挥着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引擎作用；另一边，单边主义的阴影仍未散去，个别国家退出《巴黎协定》的倒退之举，让全球气候合作的互信基石遭受冲击，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资金缺口与技术壁垒愈发凸显。
2026年春天的海南东屿岛，将“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引向更加务实的破局之路。面对“既要又要”的现实约束——既要能源安全又要低碳转型，既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平，亚洲正在强调一种新的叙事逻辑：将绿色转型从单纯的“成本负担”重塑为关乎国家安全和经济韧性的“必选项”。
从“电力互联网”构想的提出，到中韩两国在氢能与碳市场标准上的“双向奔赴”；从试图用机制创新解决气候融资难题，到企业将ESG内化为核心战略——博鳌的声音再次告诉我们，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不在于完美的理想国，而在于在碎片化的现实中，区域合作与制度创新成为最佳的破局之道。
信任重建：在多边失灵的时代寻找“最大公约数”
全球气候治理正遭遇一场深刻的“信任危机”。
联合国最新报告确认，全球1.5℃温控目标尚未实现，气候治理仍面临严峻复杂挑战。如今，人类拥有应对气候变化的知识、技术与协议，却在行动上举步维艰。
中国气变事务特使刘振民直言，2025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举动破坏了多边机制的完整性。叠加欧盟内部分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承诺沦为空谈，导致能源转型举步维艰。
“人类拥有知识、科学，清楚问题所在，但碳排放量仍在增长，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交部长、前国防部长，城市联盟主席，GWL Voices执行主任埃斯皮诺萨痛陈，气候变化已超越环境问题，演变为能源消耗、消费模式、地缘政治的综合性冲突。
在这场信任赤字的风暴中，亚洲试图通过区域合作填补真空。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掷地有声地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单打独斗，无论多么强大、多么发达。”他将气候变化定义为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挑战，并呼吁各国同心协力、共克时艰。
重建信任的关键在于规则的互认与市场的互通。面对发达经济体设置的贸易壁垒，刘振民说，这严重阻碍了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全球流动，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低成本转型机会。
面对重重阻力，作为东北亚重要的经济引擎，中韩两国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展现出了“双向奔赴”的珍贵意愿。韩国外交部气候变化大使坚种皓强调：“绿色转型不是选择题，是必修课。”两国在太阳能、电动车等领域有着共同的制造优势和技术积累，合作的潜力巨大。
在具体的路径上，标准化被视为重建信任的基石。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主席特别顾问曹诚焕指出，如果没有共同的标准框架，即便是再好的政策也无法执行。中国在太阳能、风能、电动车方面成就卓著，韩国在氢能生产、储存、运输方面进展迅速。两国优势互补，合作的基石正是国际标准——无论是碳足迹的测定，还是尖端技术的安全应用，都离不开标准化的框架建立。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李政建议，中韩应建立气候政策定期对接机制，在储能、氢能等领域共建联合研发平台，共同研究氢能等绿色燃料的标准互认和贸易规则。
能源新叙事：从“化石依赖”到“安全刚需”的逻辑重构
当前，在中东地缘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亚洲的能源转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悖论”：这里既是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最大引擎（2025年占全球太阳能投资的65%、风能投资的64%），又是化石燃料依赖度不降反升的区域（化石燃料占比从78%上升至83%）。
这一悖论的背后，是“能源安全”定义的根本性重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施泰纳指出，能源安全的定义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它表现为地缘政治层面的化石能源获取竞争；今天，能源安全日益成为清洁能源的同义词。
“绿色转型不仅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帮助我们加强能源安全，提升经济韧性。”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拉·卡梅拉强调，最近中东冲突暴露出各国经济面对油气价格冲击的脆弱性，也使得可再生能源从环保议题升格为国家安全战略。
在这一新叙事下，破解亚洲能源转型的“悖论”需要打破碎片化的国别努力，走向区域集成。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提出了“电力互联网”的宏大构想。他指出，随着特高压、海底电缆技术突破，能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可以通过跨国联网解决。“中日韩、蒙古、中亚，这些地区能否连起来？”他特别提到，蒙古、中亚地区太阳能、风能资源丰富，而中、日、韩是油气进口大国，电力连接能解决很多问题。
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原董事长钱智民则从“能源独立”的角度算了一笔账：每10亿千瓦新能源可转化为1亿吨油当量的“绿色石油”。若中国建成50亿千瓦、韩国建成10亿千瓦新能源装机，两国可以分别替代全部进口油气，实现能源独立。
然而，技术的成熟并不等于落地的顺畅。德勤亚太首席执行官戴惟德指出，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成本与价格差距。他建议统一标准与审批流程，减少交易成本，并利用现有贸易协定推动能源走廊合作。拉·卡梅拉也呼吁，气候缔约国应落实每年3000亿美元的融资，并迈向更高目标，因为“资金并不匮乏，关键是分布不均，成本不一”。
ESG跃迁：从“锦上添花”到“必答题”的企业战略重构
年会期间，一场关于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的讨论揭示了微观主体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企业不再将ESG视为单纯的合规成本或公关手段，而是将其重构为企业的核心价值体系。
“ESG早已不是企业可有可无的选择题，而是一项必答题。”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创始院长孙选中指出，ESG解决了经济学中难以解决的“外部效应”难题，把所有应计算在内的成本都纳入考量，降低了外部效应的负面影响。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朱旭峰看来，ESG本质上是企业利润在三个层面的分享——与员工和投资者的分享、与供应链上下游的分享、与全社会的分享。孙选中也通过追溯ESG的思想源头——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报告指出，ESG背后的思维逻辑是共赢共享，是均衡、安全和持续。
这种认知的转变正在驱动企业进行战略层面的“跃迁”。阿斯利康全球高级副总裁溥思同、意大利埃尼中国董事长詹尼·迪乔瓦尼、大唐集团副总经理李霄飞、金光纸业副总裁翟京丽等行业代表分享的生动案例告诉我们，ESG不仅仅是一项平行的议程，而是已经成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操作系统”——90%的GDP和80%的投资者都在自己的投资决策中纳入ESG标准，90%的企业在采用和实践ESG。
在安永大中华区业务主管合伙人毕舜杰看来，对于编制ESG报告，企业已经从一开始将其作为符合上市规则的任务，转变到一致认同高质量的ESG报告实际是对可持续发展负责任的体现。
可再生能源时代，产业链与技术协同已然成为确定性方向，企业是打通创新链、产业链的关键。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阿里沙赫巴纳认为，2024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包括可再生能源、电网和电气化）已达到2.3万亿美元，连续第二年超过化石燃料投资，这是能源转型进程中的一个积极信号。
对清洁能源的发展而言，2.3万亿美元的全球投资只是一个起点，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将投资转化为结构性的转型成果。作为拥有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最完整的产业链条以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亚洲的能源转型“悖论”并非无解。
詹尼·迪乔瓦尼认为，眼前真正的问题不是增长与可持续能否共存，而是“多快能够让两者结合起来”。他举例说，在2030年之前，全球能源转型每年需要超过4万亿美元投资，对埃尼来说，中国可再生能源、氢能、碳捕集与封存等领域都存在巨大机遇。
系统协同：跨越“有破无立”的治理困境
面对气候危机、粮食安全与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叠加，单一维度的治理已显乏力。博鳌的声音表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走向系统性的协同。
在水资源与粮食安全领域，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奥托尔巴耶夫描绘了中亚地区的严峻图景：作为典型的内陆干旱区域，该地区几乎完全依赖冰川融水维系农业灌溉。如果温度上升1.8度，到本世纪末冰川可能消失，这不仅是一个生态问题，更是关乎生计与社会稳定的系统性风险。
如何破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则从技术扩散的角度指出，目前约三分之一的新专利与可持续发展相关，但这些技术分布分散，很多没有被有效使用。为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推出了绿色技术平台，通过开放数据库和对接机制，试图打通技术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的连接通道，目前已汇集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资源，其中仅来自中国的相关专利就达到约1.4万项。
金融机制的创新也被寄予厚望。中国驻日本原大使程永华从中韩视角提出，中韩两国要加强绿色发展政策对接，从政策框架、行业引导和市场力量多管齐下，发挥技术进步和气候融资的重要驱动作用，推动供应链升级和能源结构转型，共同开拓高质量发展新的空间。崔钟贤学术院院长金裕锡则建议中韩两国共同构建能源转化的金融框架，并拓展到非洲等地区。
在金融机制层面，碳交易市场被视为破解制度失灵的关键。周小川点明了碳市场的核心逻辑：相比于国家承诺的易变性，市场机制与监管补贴的结合更为可靠。这也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欧盟经验仍具韧性的原因。周小川表示，中国正在借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经验，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未来与欧盟合作伙伴共同推进。
面对亚洲能源转型的“悖论”，阿里沙赫巴纳提醒，不能简单要求各国停用已投入巨资的燃煤电厂，而应提供切实可行的支持方案。亚太经社会正着手开展务实研究，在帮助各国保障最低基荷电力需求的前提下，推动能源转型进程。
正如这届年会所揭示的，气候治理从来不是“单选题”，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也不在于等待完美的解决方案——这是一场需要全球协作、技术突破与制度创新的系统性变革，是在危机与信任之间通往2030年的可行之路。博鳌还将一如既往地以它的“绿”意与远见，为这场变革提供来自亚洲的思考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