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丛林法则”在某些角落被重新拾起，当关税大棒试图将全球供应链切割成孤立的“友岸”孤岛，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稳定的力量。
2026年的春天，东屿岛的风如往常一样拂过南海的波涛。不同的是，在这里，亚洲国家正在用一种务实而坚韧的方式回应时代的焦虑：当全球治理陷入“有破无立”的僵局时，亚洲选择在区域一体化的试验田里，播种规则互认的种子。
从RCEP生效四周年后的“半杯水”思考，到APEC面临“重过程还是重结果”的抉择；从试图用“调解”这一双赢的东方智慧替代对抗性的诉讼，到在数字化与AI治理中寻找区域标准的“最大公约数”——亚洲正在经历一场从“参与者”向“规则塑造者”的深刻革命。
这不仅是地理上的抱团取暖，更是制度层面的深度重构。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中，“区域一体化与全球治理”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具象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亚洲经验路径：在碎片化的浪潮中，通过制度型开放将区域内的市场、技术、资本更紧密地联结，为失序的世界提供“亚洲药方”，注入确定性动能。
规则重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塑造”
过去一年，全球治理体系在“碎片化”与“再平衡”的拉扯中艰难前行。一边是单边主义的关税壁垒不断筑高，个别国家试图以“小院高墙”切割全球产业链；另一边，亚洲国家在RCEP、CPTPP等框架下加速“织网”。
随着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二战后建立的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逆风中的融合”，让亚洲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逐渐转变为“规则共塑者”。
“这个世界和过去不一样了，丛林法则正在回归。”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主席曾伟雄一语点出了时代困境。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直言，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遭受侵蚀，保护主义削弱了法律的机制作用。
在这场博弈中，全球南方的崛起正在改变力量的对比。乌兹别克斯坦前副总理、总统特别顾问乌穆尔扎科夫指出，全球南方人口占全球88%，经济总量约占58%，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80%。然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马凯硕指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制度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均形成于二战后，其规则体系和权力分配带有明显的西方主导色彩。
这迫使亚洲国家开始思考如何掌握话语权。但在马凯硕看来，全球南方争取更大话语权，并非意在颠覆既有体系，而是推动其更好地反映现实变化。
亚洲角色的转变首先体现在对法治工具的重新定义上。面对“丛林法则”，亚洲国家开始探索建立自己的争端解决机制。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介绍了一种“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不同于对抗性的诉讼和仲裁，调解是自愿的、由当事方控制的，旨在实现双赢。
由中国等19国共同发起的国际调解院，是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也是落实《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以调解方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机制之一。郑若骅强调，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长期投资，调解能以更灵活、更经济的方式解决问题，避免投资者与东道国因关系破裂双双承受沉重负担的局面。
图尔克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调解是一门艺术，过去往往依赖大国的实力来推动，而设立在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则代表着一种更纯粹、更专业的路径，是应对当前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局限的“创新之举” 。
RCEP进阶：在“半杯水”中夯实更大的确定性
如果说规则重塑任重而道远，那么RCEP则是亚洲区域一体化最触手可及的现实成果。不过，已经步入第五个年头的RCEP，也正面临着“成长的烦恼”。
印度尼西亚前外交部长马尔迪用“这个杯子已经有了半杯水”来形容RCEP的成就与现状。他肯定了RCEP为区域提供的可依赖合作框架，称其为东北亚三大经济体提供了“安全网”。但也正如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执行主席法伊兹所言，RCEP当前面临诸多发展挑战，首要问题就是利用率不足，尚未成为区域内“标准的操作系统”。
数据印证了这一观点——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约瑟引用东盟商会的调查数据称，70%的企业知晓RCEP，但是只有15%的企业使用了RCEP的规则。他认为，问题不在于认知度，而在于RCEP究竟有什么用处。“如果规则过于复杂，就没有办法在实际中进行应用”。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RCEP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回归了区域合作的初心——让市场保持开放。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当前世界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增长的不确定性，而RCEP区域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他预测，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球比重有望从目前的约13%提升至27%～30%，这将是RCEP区域乃至全球最大的确定性 。
为了将这“半杯水”注满，亚洲国家正在尝试打破机制间的“藩篱”。在博鳌论坛年会的讨论中，“互操作性”成为一个高频词。APEC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指出，APEC的价值在于非约束性、灵活性和创新性，他呼吁加强机制间的“互操作性”，避免重复，利用RCEP与APEC等区域机制将新观点制度化，并通过双向互动形成“成员驱动”的良性循环。
面对关税战的冲击，亚洲区域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世界贸易组织原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认为，亚洲是最大的一体化贸易地区，也是最大的制造枢纽。如果欧盟加强与RCEP和CPTPP等框架下地区的协调与合作，就可以对冲外部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
APEC重振：在十字路口做“加减法”
如果说RCEP是亚洲的“经济底座”，那么APEC则是连接太平洋两岸的“战略桥梁”。然而，这座桥梁如今也面临“年久失修”的风险。
新西兰前总理希普利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有一个担心，APEC不再以结果为导向，而是以过程为导向。”她批评当前APEC机构设置限制性过强，且存在“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议程疲劳症——每年都在增加新议题，导致共识越来越难达成。
重振APEC，需要回归其初心。APEC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强调，APEC的核心价值在于成员驱动、包容性论坛性质和开放区域主义。他建议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数字化驱动因素及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三大方向。
在当前的全球变局中，APEC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成为资本的“吸铁石”。
加拿大商业委员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指出，资本无国籍，唯一的追求是增值。亚洲具备吸引资本的独特优势——年轻的人口结构和对更优质生活的渴望。他认为，APEC需要为监管的可预测性、政策的确定性与连贯性提供保障。
科技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正在成为APEC重振旗鼓的关键突破口。2026年APEC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旭介绍，作为今年东道主，中国将于7月举办APEC数字周，围绕数智赋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数据流动等议题深化合作。
新加坡共和国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则提醒，APEC自1989年诞生以来保持着“多赢”底色，这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正陷入“你赢我输、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的当下尤为珍贵。他以家庭作喻：“当一个家庭成员遭遇困难时，其他成员要为他创造空间，提供帮助。”
这种非零和博弈的思维，正是亚洲经验对全球治理的最大贡献。
金融与安全：构筑区域联动的“防波堤”
区域一体化的深化，离不开金融与安全的双重保障。在美元地位下降、地缘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亚洲正在构筑自己的“防波堤”。
在金融领域，亚洲正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指出，当前对于全球政策协调的共识正处于低谷期，但在气候变化、支付系统、债务问题和全球失衡四个领域，亚洲仍有深化合作的空间。
特别是在支付系统方面，泰国央行副行长比迪·笛瑟亚塔提到，过去十年，东盟在跨境支付互联互通方面发展非常活跃，泰国的二维码支付已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多个国家实现连接，并正在建设多边框架以取代双边连接网络。
在安全领域，亚洲的经验更倾向于建立“信任措施网络”而非强制性的条约体系。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秘书长萨雷拜分享道，亚信会议作为覆盖亚洲大陆90%人口的最具包容性安全合作组织之一，30年来建立的是一个涵盖环境、人力资源等维度的“信任措施网络”。他认为，亚洲的未来不仅取决于经济活力，更取决于合作机构的活力，希望未来能通过连接东亚、中亚、西亚、南亚及东南亚等不同区域组织，将和平稳定诉求转化为务实合作。
南海的浪潮日复一日地拍打着海岸，博鳌的声音再一次传向全球。2026年的这场思想盛会，最终指向了一个清晰的结论：全球治理的未来，不在于某个单一超级大国的“规则输出”，而在于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形成的“规则共振”。
从RCEP的规则磨合，到APEC的机制重振，再到法治与金融基础设施的共建，亚洲国家正在用一种“绣花”的功夫，修补着全球化的裂痕。正是这些细微的、务实的制度创新，在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最稀缺的“亚洲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