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不再是单纯的贸易工具，而成了地缘博弈的武器。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上，这一现实被毫不避讳地摆上台面。
经过多方的深度对话，共识愈发明确：全球化不会因关税战而终结，但全球化形态以及全球贸易正在重塑——全球贸易从“基于规则”滑向“基于实力”，旧秩序难以修复。而亚洲坚持以区域合作对冲关税冲击，在碎片化的世界中锚定“再全球化”的新坐标。凭借其一体化程度最高、制造能力最强、中等收入群体增长最快的独特优势，亚洲正从“世界工厂”升级为“再全球化的中心”。
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但仍有一些大趋势不可阻挡。亚洲这片承载着全球最活跃经济体、最丰富文明和最深厚合作经验的土地，有能力也有责任，为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注入珍贵的确定性。
关税战重构全球贸易
关税战的深层背景，是国际力量格局的结构性变化。
回望过去20年的经济数据，不同经济体的经济份额变化直接影响了地缘政治格局，一方面是新兴经济体强势崛起——三分之二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中国更是从2000年的不到4%升至现在的约17%；另一方面则是发达国家相对收缩——G7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无一例外呈现下降趋势，下降最多的是日本，从1995年最高时的18%及2000年的14%降至如今的不到4%。
从产业看，2000年时的亚洲尚未形成完整的区域价值链，大量重要的零部件和机械设备多依赖于从欧美进口，最终市场也在欧美。如今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区域内贸易比重上升，东盟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关税战源于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当下乃至未来的政治与经济局势。
新加坡前副总理黄根成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现场指出，关税已不仅仅是贸易工具，更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变量，其引发的不确定性已成为全球发展的潜在障碍。关税战带来的影响体现在多个维度：一是可预测性降低，各国在贸易伙伴选择上更加谨慎，信任度下降，政府政策空间收窄，商业不确定性上升；二是供应链加速重构，各国通过友岸贸易降低战略依赖，企业通过多元化分散风险，全球南方国家面临更多挑战；三是监管环境复杂化，不同政府采用各异的技术标准，中小企业承受压力尤为显著。
在匈牙利央行副行长丹尼尔·保洛陶伊看来，关税导致供应链缩短，各国希望通过进入更安全的市场来增强韧性，但这一过程也增加了成本，阻碍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进而影响产品价格。而可预测性对企业至关重要，当前的高度不确定性不仅影响全球的增长潜力，而且还对劳动力市场造成长期伤害。
关税战一旦发生，现代生产体系作为一个大的网络，其他贸易相关政策必然会通过贸易链条向上下游扩散，进而影响投资决策。
世贸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正视关税战带来的“后遗症”，也提供了一个积极的视角：贸易政策并非贸易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关税只能影响全球贸易的25%，而GDP增长对贸易的贡献可达60%至65%。
这意味着，尽管关税的不确定性带来了负面效应，但创新与增长仍将在贸易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亚洲区域合作从共识走向集体行动
面对关税战的冲击，全球贸易体系并未走向崩溃，开放与合作仍是多数共识。
2026年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在年会全体大会上指出，人类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团结还是分裂、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筑墙、共赢还是零和的选择。所幸绝大多数国家仍重申对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承诺，做出了正确选择。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在年会成果发布会上表示，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仍是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正确之道。要发挥好全球南方国家的作用，坚定推动自由贸易进程，积极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发展理念。
在全球化的重构中，亚洲正扮演着前所未有的关键角色，也坚定选择用深化区域合作来应对关税及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影响。
库普曼直接做出判断——亚洲正处于“逆全球化中的再全球化中心”。他援引数据称，2025年全球贸易增长了4.6%，高于世贸组织对2026年0.5%的预测；服务贸易增长更快，达到4.8%，增速超过制造业贸易。而亚洲正是全球最大的贸易一体化地区和最大的制造枢纽。
不只是亚洲，欧盟等其他非美区域如若加强与RCEP和CPTPP等框架下的协调与合作，亦可对冲美国关税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
黄根成也认为，面对更加碎片化与不确定的全球贸易体系，地区合作愈发重要。而亚洲拥有独特的机会来构建稳定性，具体可通过三种方式实现：深化地区一体化、加强贸易机构建设、推进前沿数字化合作。
面向2000多位亚洲和世界各国领导人、政商学界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关于促进亚洲区域合作的倡议》在年会上正式发布。这份倡议的发布，为深化亚洲区域合作凝聚了广泛共识、明确了行动方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倡议强调，亚洲在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复杂挑战，亚洲既受到冲击，也展示出强劲韧性。亚洲应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在有效防范外部风险的同时，化挑战为机遇，进一步增强内生动力和经济韧性。
倡议的核心内容围绕七个维度展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区域合作行动框架。其中包括：坚持开放发展，把好正确前进方向；强化数智赋能，发掘新的增长动力；推动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完善合作架构，形成有力机制支撑；深化互联互通，维护供应链畅通安全；促进包容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构建伙伴关系，建设共同美好未来。
潘基文在发布倡议时提出，在当前分裂加剧、乱象丛生、充满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时代，博鳌亚洲论坛是为数不多仍致力于重建互信、凝聚团结、重拾合作的国际组织之一。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亚洲的选择清晰且坚定：坚守正道、直面挑战、抢抓机遇，携手共建持久和平、长期发展的共同未来。
全球贸易再平衡与亚洲的确定性
关税战给全球贸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世界不会走向全面脱钩，而是将找到新的平衡。全球贸易的未来走向，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亚洲区域合作的深化，与此同时，中美与中欧关系的调整也将成为关键变量。
今年，中国将主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是继去年韩国之后，APEC会议连续两年在亚洲国家举办。在深化APEC合作的进程中，各方提出，要加强亚洲和亚太地区不同区域合作组织和合作架构之间的对接，包括RCEP与APEC的对接，形成政策协调合力；在RCEP已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规则利用率，适时迈出扩容步伐，释放出更大潜力，把RCEP进一步打造成为促进区域经济繁荣和全球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力量。
年会期间发布的旗舰报告为亚洲的韧性与确定性发展提供了数据支撑。《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6年度报告》显示，2026年亚洲经济增速将达4.5%。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经济体GDP占世界比重将由2025年的49.2%升至2026年的49.7%。这意味着，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全球近一半的经济产出将来自亚洲，而全球经济增长的增量中，超过半数由亚洲贡献，其“增长引擎”地位进一步巩固。报告重点分析了关税战、贸易战背景下，亚洲如何团结自强，推动结构性改革、技术创新和区域合作，在危机和转型中把握主动。
“搞关税战、军事入侵不可能让一个国家伟大。”张军提出，在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挫折的当下，区域合作更加重要，是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补充手段。这是亚洲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作为全球增长的强大引擎和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东亚将继续在全球经济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共同努力，亚洲将成为不确定世界的确定性来源。
美国前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提出，在关税战的背景下，中美两个超级经济体的关系走向，将直接影响全球贸易体系的未来形态。中美这两大差异巨大但都实现了成功的经济模式相互协调、和平共存，共同为未来提供方向指引。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李成建议，中国应同美国等其他国家在文化等领域展开更多的交流与合作。未来在贸易层面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许能在文化等其他领域找到答案。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真蒂洛尼认为，中欧关系也需要重置，双方需要基于共同的利益进行合作，管理好共同面对的问题，而解决方案不应产生新的保护主义障碍。
库普曼的总结充满希望：“我想这个世界会变好的。当前重重挑战不乏负面影响，但各方正朝着合作与协调的方向前进，这将带来社会效益。”
真蒂洛尼则更为务实：分歧不会立刻消失，压力仍将持续，人们需要有多边主义来管理这些分歧，这也正是各方要相聚博鳌亚洲论坛的原因。
如黄根成所言，经济竞争仍将持续，贸易战还会继续，但生活也会继续，全世界也将学会如何应对。
他们的表态，成为了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关于关税战讨论的最佳注脚。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亚洲正以其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为全球贸易体系的重构提供一个新的坐标。而博鳌，作为这一进程的重要对话平台，正在见证并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在十字路口，亚洲的选择清晰而坚定：以区域合作对冲关税冲击，以开放凝聚共识，以转型开拓新局。当全球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亚洲正以其团结合作、开放创新的确定性，为世界注入稀缺的稳定力量。这或许就是“再全球化”最真实的内涵——不是对全球权力的简单重新分配，而是对全球合作的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