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举办《全球发展报告2023》（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报告以“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全球发展”为主题，分析了当前全球发展现状、主要趋势并提出应对思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出席发布会并致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蒋希蘅局长主持发布会，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常务副主任赵昌文介绍报告主要内容，包括7位报告国际咨询专家在内的中外人士作嘉宾发言。来自20个国家、十余个国际组织以及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智库和媒体的80余名高级别代表参加发布会。
国际咨询专家高度认可报告的选题、立意，指出报告不仅以详实的数据分析了全球发展的现状和挑战，还就怎么“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报告还充分考虑了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专家们还就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作用等发表了评论和看法。
美国经济趋势基金会创始人里夫金（Jeremy Rifkin）表示，一是两百多年来西方发展范式带来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恶化等严重后果，试图通过造成问题的西方发展范式来解决发展问题是当前全球发展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二是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成功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统筹协调发展。当前，全球正从以化石能源为核心的“进步时代”（Age of Progress）迈向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韧性时代”（Age of Resilience），人类社会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阶段，全球基础设施将向气候韧性方向转型，带来新的就业和商机，中国在拥抱“韧性时代”和生态文明方面成为领军者。三是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中国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倡议，并积极推动其成为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一贯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各方应抛弃零和博弈思维，加强合作，共同造福子孙后代、创造美好未来。
挪威BI商学院荣休教授、罗马俱乐部资深成员兰德斯（Jørgen Randers）认为，一是经济结构绿色转型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由之路。中国过去十年在绿色转型方面已经具有较为成功的经验，中国的经验也显示绿色转型是可行的。二是绿色转型仍面临若干挑战，包括如何获得融资以及如何在绿色转型时不造成GDP大幅下降，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予以应对。三是中国在此过程中扮演着两个角色，一个角色是分享中国过去的发展经验，另一个是在新发展领域发挥模范作用。《全球发展报告》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中国实现这两个角色的平台，既分享中国的发展方式，又探索新的发展领域。
斯坦福商学院金融学荣休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指出，发展中国家正在集体崛起。一是金砖国家顺利实现扩员并将继续扩员，金砖国家与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并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二是非洲拥有巨大的机遇，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能源转型和数字化有巨大作用，非洲的人口仍然年轻，具有形成一个可持续的中产阶级的潜力；三是要消除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四是保障粮食安全、农业粮食自给自足非常重要，发展中国家要更明智地使用化肥；五是发展中国家要加大知识和技术的交流，消除知识和技术转移壁垒；六是发展中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促进相互之间的人员流动。
原埃塞俄比亚总理特别顾问奥克贝（Arkebe Oqubay）指出，非常同意报告的主题和提出的政策方向。一是当今世界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动荡性和脆弱性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气候变化使人类变得非常脆弱，绿色转型任务重大，乌克兰危机对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疫情、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也给世界带来了难以忽略的影响。促进互联互通、加强国际合作是解决这些危机的必然方式。二是推动南方国家崛起和加强南南合作，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亚洲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22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0%，其中中国贡献了30%。亚洲拥有众多人口，未来将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提振世界经济活力的各种多边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非洲同样是全球经济的重要推动者，非洲的人口结构将使它在未来有广阔的贡献空间。南南合作也展现出强劲动力。2022年，中非贸易额达2800多亿美元，预计2035年将达到万亿美元。金砖是南方国家加强合作、凝聚合力的重要平台。三是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并能够在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不仅努力实现自身经济增长，还以负责任新兴大国的态度，考虑和维护南方国家的利益。四是中国可以通过分享绿色发展领域的技术创新，加强与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搭建多方合作关系，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使全球治理体系反映当今时代的新形势、新变化，帮助发达国家应对当前挑战。
马来西亚双威大学研究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杰出教授胡永泰（Woo Wing Thye）认为，当前全球合作处于逆势，主要有两方面障碍。第一，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螺旋式发展。中美脱钩将使全球经济、技术、创新受到重创。中美关系恶化主要源于三个竞争关系：一是地缘政治竞争，其本质上是基于互相制裁的博弈，但这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要消除地缘政治竞争就要推动达成有关安全的共识，其他国家也应向中美施压以达成这种共识。二是技术竞争，即互相指责对方产业补贴或产业政策不正当或不公平。对此，应用好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制定公平的产业政策，譬如对产业政策的实施加上时限等。三是贸易竞争，可以通过制定协议，将技术分离出来，限制在贸易竞争中使用技术竞争工具，从而促进自由贸易。第二，世界对中国缺乏足够认识。中国与各国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当前有必要加强非经济层面的交流合作。例如，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帮助其他南方国家建立了交通基础设施，除此以外也可以帮助南方国家加强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南方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此外，中国还可以与东南亚国家、东亚国家合作，推动建立亚太可持续发展目标伙伴关系，并将美国等北方发达国家纳入进来，借助亚太经济界的力量，帮助南方国家增强实现绿色变革的技术能力。
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林奈莉（Ngaire Woods）表示，重建对全球治理体系的信任十分重要，可参考各国议会和陪审制度，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充分讨论并听取专家意见；可在全球层面建立各领域的专家小组，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可在全球层面探索新的可持续发展融资机制，如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方式，并建立相应的协商机制。
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主任诺兰（Peter Nolan）指出，没有管制的自由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当前的全球化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在推动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解放和技术进步并带来人类福祉的提升的同时，其内部矛盾也在不断加剧。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多重危机的时期，物种灭绝、全球变暖、大流行病、商业权力集中、不平等和金融体系动荡等问题越发凸显。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西方主宰全球200年的短暂时代即将结束，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将决定整个人类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既需要自由市场和竞争，也需要政策调控。中国有历史悠久的正和思维，把市场力量和市场调控结合起来，为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深远的贡献。中国人还在阴阳之间寻求平衡，找到中庸之道，这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面对多重危机，中国传统的正和思维可以帮助西方摆脱零和对抗走向合作，从而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